兵部右侍郎冯元飙被委为与清辽联军谈判和议大使，当日便出京前往关外。就在同一天，刘钧也向吴甡提出了几项人事提议。
“自刘阁老丁忧返乡，如今内阁只剩下五人。我提议内阁补充两人，恢复到过去七人内阁规模。”
皇帝朱慈烺对吴甡道，“元辅，郡王先前也跟朕提过此事，朕的意思是如今辅政大臣就剩下两位，内阁又缺员，不免过于辛苦。不如就再补充两人入阁，以后也能分担些两位的担子。”
“郡王提了两个人选，川湖总督袁继咸，前阁老姚明恭，元辅觉得如何？”
吴甡有些措手不及，他没料到刘钧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这样的事情，更料不到他事先已经与皇帝议过。
袁继咸是刘钧的老师，姚明恭是刘钧的同乡，若这两人入阁，很明显以后刘钧在朝中的势力更强。
他低头沉思片刻，然后答道，“陛下，官员入阁，向来都有套固定的制度，需要经过会推。按制，三品以上九卿及佥都、祭酒，廷推上二人。阁臣、吏、兵二部尚书，会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请自上裁。凡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缺，皆令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官廷推。”
大明三品以上的官级官员的选任方式，到了晚明以后，早就几经变化，形成了极独特的会推方式。
在大明初期，高级官员的选任很简单，一般都是由皇帝特简。到了宣德以后，若两京六部、都察院堂上官有缺，则命廷臣察举方面官之廉正公明才干者，诸大臣商议推举若干适合人选，再交给皇帝点选。
此后，这种会举方式便渐渐成为主流。
不过到了成化年间，明宪宗又以会举多徇私情为由否定了一直以来的会举方式。但明宪宗自己本人又不能胜任亲简，因此最后便又形成由吏部单独推选高级官缺的方式。
但三品以上的高官毕竟不同于普通官吏，多为股肱重寄，选任需慎，又有此前众官会举的传统，于是反对吏部单独把持铨选的呼声逐渐增多。
弘治时，明孝宗听从大臣们的进谏，再度恢复会推制度。从此，会推制度正式形成。
按照这种会推制度，朝廷要选任内阁大学士，就需要大九卿以及五品以上官及科道言官，一举推荐出两人或者三四个候选人，最终由皇帝决定。
会推制度最重要的两个程序，一是候选人产生，要集合有资格的众官，讨论商议。
凡遇尚书、侍郎、巡抚等官缺，要由吏部组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九卿合议推举人选；遇更为重要的官缺，如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督、以及内阁阁臣等，九卿之外还要有科道官的参与。
万历后期开始，凡有会推，科道官皆可参与。
其二是在选用上，会推候选人名单上呈，由皇帝确定人选，最终任命结果既可以是会推所选之人，也可由皇帝另选他人。这种规定本身便界定出了两种意见上的分歧空间：众官员在提名候选人时可能存在的意见不同；皇帝在进行最终决策时与众官员之间可能存在的意见不同。
崇祯在位之时，曾经用过一种相当奇特的方式选用高官。先由大臣们会推出几个侯选人，然后他再把这些侯选人的名字写在纸上扔进金瓶里，然后采用抽奖一样的方式，最终摸到的就是选用者。
在刘钧看来，会推本来也是一种集思广益，推举贤明的好制度。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明代的会推制度，使得在大明重要官僚的任命过程中，大小官员都得以参与其中，用人意见得以表达。
但是如此一来，牵涉到的派系太多，特别是到了明后期后，党争厉害，会推便沦为党争的悲剧，会推本身所包含的意见分歧空间，便渐渐沦为意气之争党派之争，使得朝中的纷争更严重。
崇祯时，比较严重的会推争斗就是钱谦益与周延儒和温体仁的斗争了。当时会推阁臣，东林领袖钱谦益成为侯选人，而周延儒和温体仁二人未当选，两人便以结党和科举舞弊为名攻击钱谦益，最近使得钱谦益失去入阁的资格，并被问罪，周延儒则得以入阁。
如今朝中，自周延儒死后，原来的江北党也纷纷做鸟兽散，不是加入到了吴甡的江南党，就是倒向了刘钧的楚党。
刘宗周一走，中立的那些官员也是群龙无首。
若是搞会推，肯定又会变成一场激烈的党争。
不过吴甡既然把会推制度搬了出来，那刘钧也无法拒绝。不过按这制度，最终会推出来的侯选人最终裁定选用资格，却依然还是在两位代天子执政的顾命大臣手里。
因此说来说去，吴甡其实就是多此一举。
按会推制度，现在需要会推的官职主要有三类，一是京官系统中的重臣，包含内阁阁臣、各部尚书、侍郎、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等。
第二类则是中央特派地方大员，包括总督、巡抚、巡按。
第三类则是地方的高级武官，包括提督、总兵、副总兵。
在此之前，这些尚书侍郎督抚总兵等高级官员的选用，都是总理处会议上四顾命大臣商议选任，群臣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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