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内敛的。他总在电话的那一头，在母亲的絮叨里无言地踱步。接通电话的的时候，父亲总是偶尔有一句没一句地生着闷气，冒出来一句：问他大米还有没有？买的米，打药的多！有时候，我想让他接一次电话问问身体怎样，往往就在电话里听到他的一声吼：说那么多干什么，不要电话费阿！或者，干脆挂机，不接。
每当此时，我都能想象得到母亲身后的矮小的父亲背着手在狭小的堂屋里踱步的样子，于是总不可遏止地生出来一丝无奈的苦笑，许多的怅然和歉疚。
三、
在如许的叮咛和魂牵里，在细细电话线两端的传递里，我总是负债的。——这极像是一块童年时光里的跷跷板，父亲母亲的那一端总是一直沉重向下的。那一头永远压着厚重，压着关切，压着担忧，压着沉甸甸的牵挂和疼爱，传递过来不息的温暖。而我的这一端，却只是一味地、肆意地、自私地传递着许多贪得无厌的索取，指使，委屈，淘气，惊扰，甚至责怪与怨怒。
——我的可怜可爱的父亲母亲，只是一味地向我们付出，承受，承受，付出。这一块牵系着爱与舍予、传递着温暖与关切的羸弱的跷跷板，被我滥情的自私和疏忽、长久的恣睢和冷漠，压迫得更加沉重和悲伤了。
这是一种近乎单向的、肉包子打狗式的传递。
四、
只是到了现在，我才开始了点滴的反省，开始有了丝丝的愧疚和自责。
我开始被这种愧疚和自责所折磨。可是，这折磨也只是折磨而已，我对于父母亲所亏欠的，却似乎依然无法弥补，甚至一直找不到弥补的机会：每当拨通细细电话线的那一端，我单薄得近乎敷衍的问候就总在母亲急切的抢先里失语；每当我试图询问父亲母亲身体状况的时候，总被一阵“只要把自己过好了，我这儿不需要你操心”的声音给挡了回来；每当我试图探知双亲二老的需求的时候，母亲总是故作兴奋地说起了收成的幸福、精神的满足和充裕。
相反，父亲母亲总是担心我的物质生活的贫乏，担心着我的家庭和睦和他们的毛头孙子的快乐。每每有老家的人来找我帮忙，回去对他们说了些表扬和感激的话，我的父母亲就憨笑得一如几岁的孩童——那是他们最为简单和朴素的开心。他们以我为骄傲，却不知道被我所隐瞒的我的窘迫；他们以我为幸福，只因为他们还能够为我付出——这还能够发生的单向的付出，成了我能带给他们的幸福的全部感受！
五、
有一种关切和牵念，总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我要是偶而忘却或者是心情不好，时间久了没有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母亲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天几次地拨我的电话。因为眼睛不好，他们往往就把电话拨到了别人的手机上，只好一个劲地解释和道歉。有时候，父亲急了，根本不相信我电话里的语言的真实，招呼也不打地驮上一袋子大米、夹上山里的木榨香油、土鸡蛋和地里的干货，弓着背爬了几十公里的山路，忍着强烈晕车的痛苦坐上几十公里的汽车赶了来，风尘仆仆、灰头土脸地站在了我逼仄的办公桌前。
我花甲的父亲，因为无法忍受浓烈汽油的味道和晕动，有好几次半路就下了车，硬是一步一步地走了来。他总是不愿意花钱去坐城市的公交和出租车——也许根本，父亲就没有学会怎样打的；更也许，父亲是舍不得花那三元钱的打的费用。
我不知道，那么远的路程，如此沉重的袋子怎么就扛上了父亲佝偻的双肩；我也不知道，那些脆薄易碎的鸡蛋，又是怎样经由一双苍老的手，一个不碎地带到了我的面前？
六、
我是无比愧疚的。
自毕业至今，我没有为母亲担过一桶水，浇过一株菜苗；没有帮父亲扛过一棵树，搬过一块石头。我没有为他们盖起过一间瓦房，没有背着他们衰老的身躯走过哪怕一截子的路程。在小小的城市里边，我至今没能拥有一个体面的工作，没能拿到一份高于温饱的薪水，没能拥有一辆最低级别的哪怕是二手的汽车好搭载一程父母亲的奔波，没能在外出闯荡得意返乡的人声里带给他们一星半点的“扬眉”和“风光”。
相反，我却是父母亲心头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总是传递给他们许多的担忧和挂念，总是让他们承受长久的肉包子打狗式的、回报寥寥的付出。
七、
父亲是闲不住的。
从我记事时开始，除了吃饭和睡眠，父亲就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劳作。他看不惯别人的懒散，也极为憎恨不能早起迎接朝阳、坐吃山空的闲人。即便是每年的大年初一，父亲也一定要扛着锄头出门去劳作，也一定要把刚过完除夕之夜的我们早早地赶起床，好锻炼身体和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直到现在，父亲依然还常常上山去扛木头，在周遭水库的水利工地上搬运沉重的石头。
听母亲说：有一次扛树的时候，一截树杈打在了父亲的头上，父亲当时就疼得晕了过去。之后的十几天里，父亲顶着熊猫一样的双眼和结膜下大面积出血的眼睛依然出现在劳动的工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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